观察｜新冠之下印度的繁荣与冲突

【写在前面】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全球化的产业链格局因此改变。刚在去年，印度超过英法跻身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不过，据IMF预测，印度经济或在今年萎缩4.5%。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疫情下的印度”系列，探究印度如何应对此次疫情的冲击，以及在后疫情时代，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有何潜力与前景。
6月的最后一天，我突然收到印度朋友莫莉的微信。
“我现在得要卸载微信了，因为昨晚印度政府封禁了50多款中国APP，包括微信。所以我们没法再回复你微信上的消息了。”
莫莉留下了她的邮箱地址后就匆匆“消失”了。
6月29日，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将禁止包括TikTok、微信、UC浏览器、美图、快手等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给出的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问题。
当晚看到这条消息后，我就在等待莫莉的“告别”。果不其然，这条禁令在印度迅速得到了执行。
饱受争议的莫迪政府
微信是我与莫莉主要的交流途径。她是一位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从事财经行业的普通白领。
神奇的印度这次执行了甚至比中国更为严格的封锁令，引起了很多关注。
对于他们强势又饱受争议的总理，莫莉虽然谈不上是支持者，但还是认可莫迪上任以来给印度带来的变化。
生活在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莫莉还是实实在在地看到，莫迪政府尽管没有实现“印度制造”当初所承诺的所有目标，但确实为外国制造类企业提供了很多实际的好处。
2014年莫迪上任后，印度经济都保持了7%的速度增长（2019年降至5.3%），并在2019年经济体量超过英法，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可是虽说取得了这些成绩，莫莉是印度教徒，她告诉我，印度有很多人对莫迪和他所领导的印度教政党人民党（BJP）怀恨在心。
去年12月修订的《公民身份法》引发抗议浪潮
对莫迪的抗议高潮源出去年12月修订的《公民身份法》。
修订后的法律规定，所有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来到印度的“受宗教迫害的少数派”，如果在印度居留时间超过五年，可申请获得印度公民身份——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拜火教徒，但唯独排除了穆斯林。这标志着将“宗教平等”写进宪法的印度，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部以宗教区别对待公民身份的法律。
莫迪政府对穆斯林的排斥无独有偶。
再例如，去年8月莫迪政府单方面废止克什米尔在宪法中的半自治地位。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印度政府还进一步派出军警封锁该地，数千人在示威中被捕下狱。
有意思的是，突袭的疫情是一场“从天而降”的大逆转，让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最大的反对声浪戛然而止。反穆斯林浪潮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下再次持续发酵。
今年3月中旬的一次穆斯林宗教集会，造成印度最大的群体感染。印度政府直接指责穆斯林，新德里政府也趁机清场，将此前聚集在清真寺的穆斯林全部疏散。这引发了印度民间大规模反穆斯林情绪蔓延。
穆斯林是印度最大的少数族群，人数多达2亿，占总人口15%。早在疫情之前，针对穆斯林的恐惧和排挤，已经渗透在印度社会大大小小的领域。
公民身份法修订之所以引发如此之高的争议源于它似乎彻底改写了开国总理尼赫鲁留下的世俗主义传统。
在2000年以前，印度总统职位曾有三次由穆斯林担任，推出经济自由化改革而改写印度历史的总理曼莫汉·辛格是锡克教徒。
莫迪领导下印度人民党影响力快速增长，但这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似乎在日渐破坏印度世俗传统和宗教多样性。针对穆斯林和部落民等群体的大量暴力事件成为印度新时期的显著标志。
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大量暴力事件成为印度新时期的显著标志
政治多元还是民族主义盛行？
印度一直自豪地声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美国马里兰大学商学院教授阿尼尔·古普塔出生于印度。他对我说，十多次的大选和上百次的邦选举促成了印度文化中超出政治体系之外的高度政治化。而民主社会也意味着多元社会，有利于印度的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在2011年写道，多数印度人都赞赏国家的民主结构，包括自由的选举、不受审查的媒体、自由的言论。尽管在消除贫困和政府治理方面前路漫漫，但印度自独立以来在自由和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新兴国家中独一无二。
可是莫莉却告诉我，现在的印度民众很担心莫迪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因为反对莫迪的言论会被强制删除，尽管另一方面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高。
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人党治下的印度愈发被批驳为“印度教的印度”。
1947年印度独立时，信仰印度教的人口占比为40%左右，如今已上升至80%。
印度教把种姓制度作为核心教义，要求教徒严格遵守种姓制度，在传统的印度教中婆罗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导师对虔信者的指导作用：只有在导师的指导下，才能认识最高神。
莫莉却告诉我一个颇让人震惊的故事：13岁那年她被她的导师猥亵了，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记忆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去，这件事至今仍是她心头一个沉重的包袱。
有幸成为唯一一个知道她这个秘密的人，也许是因为我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人。但知道这样的故事，我既唏嘘，又为她感到愤然。我在网上搜索，发现“印度精神导师涉嫌性侵犯少女”的故事并不少见。
阿尔宾德·辛德萨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MBA学位后回到印度创建Grofers，该公司如今已成长为印度的主要生鲜杂货电商平台。
辛德萨经常飞到中国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交流，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相形中国，印度是更为多元的社会，其多元性主要表现为语言、宗教和政治。
印度教盛典“象头神节”。莫迪政府治下的印度愈发被批评为“印度教的印度”。
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1990年印度开始开放经济，很多私人部门发展起来，印度人有了更多机会，我出生于1982年，是从‘改革红利’中获得机遇的第一代人。”
经济自由化政策刺激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并使得印度在全球软件行业中扮演主要角色。扩张的印度经济日益增长的机遇刺激了创业精神，也结束了数十年来高技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移民海外的趋势。
出生于印度北方农村的辛德萨承认说，印度仍然有很多贫困人口，莫迪想要在经济领域作出更多改革，想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在方向上跟引领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前总理辛格是一样的。
辛德萨的公司坐落于新德里郊外的古尔冈，有印度“深圳”之称，受益于印度互联网等新经济的崛起，从一个小镇迅速崛起成了一个商业之城。
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正充分呈现出印度是一片承载着“两个经济”的土地：繁荣的城市经济和贫穷的农村经济。乡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贫穷问题一直是这个国家沉重的包袱。
印度式民主与不平等
印度还有极端贫困的部落地区和城市的棚户区，贫困和不平等仍然困扰着很多印度人民，这当中最受欺压的是低种姓、穷人和文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是“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之一。他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观察很多，他在给我的书面答复中称，尽管印度在新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与中国相当的成绩，主要原因在于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技术驱动型增长带来的好处。
也就是说，印度要实现其增长潜力，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底层民众也参与其中，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古普塔虽然非常看好印度的未来，但也坦诚地告诉我，未来对于印度更大的挑战在于，随着经济的增长，印度不平等也在不断加剧。经济增长的好处将会被更多让大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享有，而非农村的贫困人口。
生活在大城市的莫莉在谈到印度社会中不好的一面时，惊奇地发现，当真的谈及这些问题时，性格温和的她居然有非常明确的立场与强烈的好恶。
比如，印度文化中有很多糟糕的部分，种姓制度是一个代表。
焚烧因感染新冠病毒逝世的病人尸体
在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下，一个人的姓氏决定了他所属的职业、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并世代延续下去。这个制度除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四个阶层，还有一个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阶层，他们是印度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主要从事焚烧尸体、清理垃圾、打扫厕所、屠宰动物等被其他人视为“不干净”的工作。其他种姓的人不可以接触贱民，否则会有霉运降临；贱民更不能触碰其他种姓人群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用具。贱民们很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中更是难有立足之地。
莫莉说，低种姓阶层在印度是一个很大的票仓。
这个逻辑是很显然的：在民主制度下，选票似乎是低种姓阶层捍卫自身权利的唯一武器。
换言之，当种姓制度遇上印度的民主，就演变成了另一种独特的政治。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议会实行两院制，分为联邦院（议会上院）和人民院（议会下院）。印度大选为人民院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在选举中赢得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
由于印度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在该国海拔最高的地方，设置投票站时不仅须携带投票机，还要携带氧气管和睡袋。印度人为了投票使用的交通工具除了现代社会的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船只，还有大自然界的大象和骆驼，一应俱全。
因印度民族、宗教、种姓众多，代表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形成了各自政治势力，政党构成多元化。
莫莉描述了印度式民主下的残酷现实：印度各大政党于是利用低种姓阶层的选票作为实现各党派的利益的借口，最终印度民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妥协。低种姓阶层群体继续被剥削，做着没有尊严的工作。
她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大众社会党领导人、前北方邦首席部长玛雅瓦蒂（Mayawati）不仅来自于低种姓阶层，还是一位女性政客，但她非常腐败。可即便她腐败的声名在外，她仍能号召所有低种姓阶层的印度民众都支持她。
玛雅瓦蒂在去年的大选中落败，莫莉感到很庆幸。
印度不是“下一个中国”
而在开发印度低收入阶层的市场上，中国企业表现出色。
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市场的表现却非常亮眼。2020年一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品牌出货量中国的小米、vivo和OPPO分居第一、第二、第五名，三星只名列第三。
阿尼尔·古普塔就很看好以小米为代表的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小米和vivo在印度市场为何比较成功？
他跟我如是分析：这是源于过去5-7年中印度智能手机行业爆发式增长，印度低收入阶层得到了充分开发是小米成功的原因。现在几乎每个印度家庭都有智能手机。
在起步阶段，印度的信息产业只不过接手外国银行等外包的数据处理业务，如今印度IT产业为印度创造了国际收支盈余和外汇储备。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红利逐渐消失的当下，与中国地缘接近、人口相当的印度，近年来成为中国创业者的掘金热土。
神秘的古国、崛起的经济，印度被看作是孕育“下一个10亿级APP”的蓝海。除了腾讯、阿里等巨头，一大批中小创业者争相涌入。
可不巧的是，中国资本此时出海西进，正赶上一波迅猛的逆全球化浪潮。
5月份，莫迪用印地语发表国民讲话，提出一个新目标：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印地语）。
与此同时，一道道针对中国的“禁令”接踵而至。
4月17日，印度商工部突然修改了FDI（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中的第3.3.1条款，以防止疫情期间资产被投机性抄底收购为由，将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陆地邻国的投资从之前大部分行业适用的“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中国投资被纳入到政府审批范畴。
6月29日，印度政府更是直接封禁59款中国APP。
两道强硬的禁令不仅正式宣告中印互联网圈和创投圈的蜜月期终结，也再次说明，地缘政治风险才是威胁着全球化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新冠病毒让全世界都陷入了不确定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的繁荣之路不可能与中国雷同。
（文中莫莉为化名）